绝世妇女文化博物院,印象回忆皇家88平台

作者: 风俗习惯  发布:2019-11-29

原标题:当年飒爽“石姑娘” 重返太行忆芳华

1968年,我刚刚就读一年的农村高中正在热火朝天地搞革命大批判,突然宣布学生毕业,学校解散。课本没读完,我就回家成了生产队里的一名社员。

在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内,竟然隐藏着目前中国惟一的一座“妇女文化博物馆”。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个博物馆是免费的,但我知道她是。因为她什么也不想要,只是想让更多的人听到被宏大的历史叙事所省略的女人的声音。她目前的1200件藏品形象地反映出我国历代妇女生活的多个侧面,对妇女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和艺术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2007年“三八节”前夕,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在内的国内数十家媒体的记者,应邀共同走进陕西师范大学,在该校新闻中心主任李卫东的陪同下,参观了一座展区面积1000平方米,只有5个展厅的小小博物馆。她,就是目前中国惟一的综合性妇女博物馆。而这五个展厅则被赋予“她的故事、江永女书、生育文化、女红和中华嫁衣”五个主题。

融媒体记者丨张艺芳

在家里姊妹中,我是老大,虽说十几岁年龄,但也是一个挣工分的劳动力。因为姊妹们多,家里生活十分困难。我拼命下地干活,为的是多挣些工分,多分些粮食。学生时代的浪漫、期盼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就是要讲述那些可能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却真正生活过存在过的普通女人的故事。”博物馆现任负责人、陕师大屈雅君教授如是说。也正是因为她的努力,如今,该馆藏品已增至1200余件。它们记录了一段已经无法复制的历史,以及在无法复制的历史中,一个个曾经鲜活存在着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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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村里的年青人最向往的就是离开农村,到城里当工人。有能力的家庭到处找关系,托熟人。我没有任何家庭背景,只有俯首听命,不敢有什么非分的想法。本来就是农民的孩子又成了农民,就是读了几年书,又该如何?

性别符号

“石姑娘,斗志昂,下定决心学石匠。不怕烈日暴雨狂,不怕风雪刺骨凉……”皇家88平台,石姑娘队,辉县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姑娘的典型代表,她们把心和根扎根太行,在辉县劈山造田、兴修水利的战斗中,抡锤打钎、开山点炮、转战山岭,发挥了飒爽英姿的“半边天”作用,为改变家乡面貌作出了巨大贡献。日前,几位石姑娘队队员重返南太行,市文联工作人员和部分作家随行,将真实记录石姑娘的故事。

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三寸金莲”和“石姑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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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是公社所在地,距离公社大院只有200米左右,因为我的字写得还算不错,在学校时写大字报、刻印传单小有名气,公社秘书就时常找我帮忙刻印材料。当时是没有报酬的,但我觉得能经常练练手,不至于将学的那一丁点知识荒废掉,还是非常乐意的。

人类走了多长的路,女人的路就有多长。关于女人的世界,其精彩之处可能会超出人们的想象。该馆第一展厅的主题是“她的故事”,她的故事也是她们的故事。布展者选取了中国现代史上几个大的历史横断面,如废缠足运动、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等,集中展示了20世纪中国妇女的心路历程,同时也讲述了一个个普通妇女平淡的一生。并通过她们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精彩人生”的鲜明对照,来展示普通人的生命意义和生存价值。

窦金荣,是当年的石姑娘之一,今年62岁。日前,她和几名石姑娘与市文联的工作人员一起重访南太行。作为最后一任队长的她,站在自己参与修建的红色娘子水库上,窦金荣开始了回忆当时的芳华岁月。

记得那天,天气晴朗,我正在麦场上脱坯,光着脚丫子,站在泥水里,身上、脸上全是泥。俗话说脱坯打墙,活见阎王,这是队里最重、最累的体力活。秘书派人来找我,我以为又要刻印什么材料,就急急忙忙洗掉身上的泥巴,一溜小跑来到公社。秘书说:县里宣传站来咱们公社招收电影放映员,领导想让你去试试,如果行,将来回到公社可以既干刻印,又放电影。秘书说的很轻松,但我激动得差点热泪盈眶,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一晚上都兴奋得没有合眼。

旧式中国女人的“三寸金莲”可谓世界闻名。人们熟知的小鞋子这里也有几双,但值得一提的是,山西运城一位富家女子的莲鞋。它分内、外两双,外鞋鞋面及鞋底均由上好的牛皮缝制,鞋底上的铜钉至今晶亮如新;内鞋为宝蓝色提花软锻鞋面、薄牛皮底。穿着时,两双同时使用,外鞋乌黑光亮,尊贵气派,同时隔潮防水,结实耐穿;而内鞋柔软的质地可以保护“莲足”免于被挺韧的外鞋磨伤,同时在炕上活动时可直接穿着。这双鞋材料考究,做工精湛,鞋内印有号码,大体可推断为20世纪初年由正规鞋厂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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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录用后,分配到农村电影队放电影,在县里培训三天就上岗了。每天拉着平板车,车上装着放映机、拷贝、银幕、发电机,跟着师傅下乡挨村放映。那年月,老百姓家里没有电视看,电影也就成为当时比较时尚的文化娱乐,倍受群众喜爱。我们一进村,老百姓喜笑颜开,争先恐后地帮助我们缷机器、搬桌子、挂银幕。当时自己很自豪,感觉这职业蛮神圣的。那时候电影拷贝极少,一年到头就放映三部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按照当时的政治要求,电影放映之前要为群众朗读毛主席语录,然后才能放映。刚开始挺新鲜,但时间一长,就觉得单调、乏味。一年后,我调到县电影院,还是老本行,继续放电影,但朗读毛主席语录,改为幻灯机放映,还每天写电影海报,做做杂活。

在第一展厅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一面红旗,红旗上大大的“石姑娘队”四个字是由白布剪成,仔细的缝在红旗上。它来自“农业学大寨”时期,河南省辉县的一座村庄,在村里有一群姑娘成立了“石姑娘队”,亲手缝制了这面队旗。“石姑娘队”的成员们在水库工地上与男人们一起炸山、凿石、开渠,有人在这种极限的体力劳动中落下了终身残疾。这些物品共同记录了中国妇女一段无比豪迈的历史:“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不过,独立意识带来了心灵的解放,也带来了身体上的苦难。

据介绍,红色娘子水库是由窦金荣所在石姑娘队修建而成,当时她们用了3个月时间。修建这座水库最难的是清淤工作。水库的底部是个无底深潭,为解决困难,她们决定修建一个拱形桥做支撑。“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修法,我们修好了,就是创造历史。”面对质疑,石姑娘们决定用行动来见证奇迹。如今,这座红色娘子水库还成了当地一大风景,它集聚着水流,灌溉着农田,美丽着景区。

从事摄影,那是调到宣传站文艺组以后的事了。因为宣传站是一个合并机构,包括文化馆、图书馆、电影公司、电影院、剧院等,工作调动就是领导一句话,不用什么手续。刚到文艺组感觉压力一下子大了起来,组里都是老同志,文化水平比我高,又在领导眼皮子底下工作,吓得我不敢多说一句话,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天生俱来的胆怯、自卑一下子全上来了。我的工作是刻印《革命文艺》宣传材料,一月一期,包括编排、油印、装订、邮寄,都由我一人来完成,每天加班加点。那时革命形势严峻,人们的情绪都在亢奋之中,报纸上一有什么信号,下面马上就行动起来,大街小巷政治标语贴满墙。县里经常召开大会,横额、标语都由我们来写,忙得不可开交。不过有一点好,排笔字练得很有长劲,以至后来在街头写广告,让很多人投来赞赏的目光。

罕见的女性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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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初,辉县战天斗地、大打水土之仗已如火如荼,千军万马战太行,逢山凿洞、遇河架桥、劈山修路、改土造田,成为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当时的河南日报曾这样描写:隆隆炮声震荡着太行山谷,滚滚硝烟弥漫在西川盆地,勤劳勇敢的辉县人民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在太行山上写下了惊天动地的诗篇。在这大干快上的形势下,开始了我的摄影生涯,应该是1972年吧。

女书经典与“哭嫁歌”

“男女都一样,姑娘当石匠。”“吃饭不论碗,干活不论点。”这些顺口溜是当年工地上石姑娘队的真实写照。据介绍,那时辉县各个工地纷纷成立石姑娘队、石姑娘连、石姑娘排、石姑娘班,辉县共有60多支以“石姑娘”命名的队伍,她们战斗在共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红色娘子水库,红色娘子桥,三郊口水库、陈家院水库等这些全靠人工完成的水利工程,就是她们奋斗的见证。

学习摄影,首先学习暗房技术。在文艺组周振华老师指导下,学习配药、冲胶卷、洗放照片,经常陪同上级新闻单位记者下乡采访。我从朋友那儿借来一部苏联产的基辅135相机,又从拍电影的摄影师那儿找些盘装的黑白电影胶片,开始了我的摄影初学阶段。

在我国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一带,长久以来流传着一种及其独特的文字———女书,它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惟一在女人中间使用的文字。第二展厅里收藏了大量的女书传人的珍贵手迹,它们被书写或刺绣在各种各样的扇书、帕书、纸书、贺三朝书上面,其中有诗歌、书信、歌谣、灯谜以及由汉字翻译而来的诗词和剧本。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展出的是女书最后一代传人的许多真迹———作者已全部作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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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踏踏实实地学习暗室操作的每一项技术。对显影液的配比,显影时间的控制,照片放大的密度、以及反差和层次反复试验。在暗室,我每天工作到深夜,常常一干就是通宵。暗红色的灯光下,看着相纸在显影液里慢慢显出影象,真是一种快乐。同时,又如饥似渴地学习摄影技术。白天一边操作相机,一边记录下每一张拍摄的数据,包括时间、地点、光线角度、使用的光圈与速度,待冲洗后逐张对照。在当时没有测光表的情况下,这对训练准确曝光的基本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贺三朝书”是女书最经典的形式。在江永妇女结婚的第三天,亲戚朋友、结拜姐妹都要前来庆贺,并随身带来的一种最珍贵的馈赠礼物。封面以蓝红或黑红搭配,布面,前面用女书写上祝福的话,后面的空白留给结婚的姐妹,让她用女书来书写心情,中间可用来夹藏女红用的彩线、花样和剪纸等。它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最心爱之物,在艰难的岁月中,它所能带来的精神慰藉是可以想见的。女主人死后,它们常常作为殉葬品被埋掉或烧掉,仅有极少数被死者女儿或结拜姐妹们作为纪念品珍藏。这也正是“贺三朝书”无比珍贵的原因。

“那个时候,大家对美的标准不是现在的艳丽、俊俏,而是红脸蛋、粗壮臂膀、有力量的。胳膊被震肿了、手磨烂了,只要抹上红药水,就可以继续工作,从不叫苦叫累。”窦金荣笑着说,“石姑娘队”热火朝天的干劲儿曾享誉全国。中央电视台、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河南科教电影制片厂、北京电视台还相继在辉县拍摄了《太行新愚公》、《辉县人民干得好》、《辉县学大寨》、《当代愚公战太行》4部影片,将辉县人民战天斗地的事迹搬上了银幕。

周振华老师从事摄影早我几年,是我的前辈。他对我的教育和帮助是全方位的,不论是摄影还是做人都给我很大影响。他是开封师院中文系毕业,一直从事教研工作,1968年从辉县人委会调入宣传站。他很博学,为人师表,谈吐儒雅。他的字写得也好,是当时辉县屈指可数的书法家。一开始,他对我严加管教,培养我认真做事的良好习惯,不允许有丝毫懈怠。他的严谨和严厉是从来不打折扣的,实际意味着我必须全力以赴。正是由于这种严格要求,才使得后来我的摄影、暗室技术过得硬,可以毫无胆怯地在北京水电部展览办公室和广州交易会的暗房熟练地操作机器,独自放大的巨幅黑白照片悬挂于北京全国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展览会上。

“哭嫁歌”也是江永妇女用女书创作以表达那种强烈的怨嫁情绪。按照当地的传统习惯,江永女子“不落夫家”,结婚后不几日就可以回到娘家,一直到生孩子之前,除了某些节日或婆家有红白喜事时要回婆家暂住外,都在娘家生活,有了孩子以后到婆家定居。在娘家的女儿生活自然是幸福欢乐、自由自在的,有着婚姻的承诺却不受婚姻的牵绊,有待字闺中的享受却没有女大当嫁的压力。但到婆家后往往要受公婆丈夫的管束,做媳妇的生活往往是沉重的、痛苦的、难以为外人道的。所以姑娘们多不愿意出嫁,结婚前三天就大唱哭嫁歌,祭奠不会再有的女儿生活。女书中用的最多的字眼是眼泪、可怜和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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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辉县摄影的记忆里,难以忘怀的还有王世龙老师。那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师长。当时王世龙老师是河南出版社的编辑,被派往辉县搞摄影报导的。我经常在工地看到一个清瘦的身影穿梭于人群之中,他手持一台玛密亚RB67相机,拍摄下无数个精彩的瞬间。第一次见到王老师,是在我们宣传站办公室,他拿出洗放好的彩色照片摆在桌面上,让我们提意见。我们不知道他的身份,却被这些漂亮的图片吸引住了,纷纷向他讨教。后来王世龙老师长期住在了辉县,我有幸跟随老师多年,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使我获益颇多

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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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县学大寨艰苦创业,在全国影响越来越大,相应的摄影宣传工作也越来越重,我必须独挡一面地去应付各种摄影任务。单位为我配备了一台海鸥120双镜头相机,开始奔波在各个水利、交通建设工地以及县和公社的各种重要政治活动。这台相机伴随着我走过了七十年代。

压在陪嫁箱底的实物造型

“辉县石姑娘队苦干、能干、肯干、敢干的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将她们的故事用文字记录下来,写成纪实小说。”近两个月来,市文联的这个决定犹如一声长长集结号,在石姑娘队中响起。再相见的姑娘们已是两鬓斑白的老人,但讲述起那段峥嵘岁月,她们仍心潮澎湃。

当时下乡拍照片没有专门的交通工具,除了有时顺便搭乘中央、省里记者使用的北京吉普外,大多是在路上拦截工地拉料车和拖拉机,也经常骑自行车和徒步

生育,是女性生活中特有的,也是十分重要的内容。由于两性地位的不平等,人类社会中有关生育的话题长期以来不被主流文化所重视。在第三展厅里,展出了许多展示生育崇拜、生育禁忌、求子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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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图片档案里,愚公专业队、石姑娘队这两支战斗集体所占的比重比较大。愚公专业队是从全县各社、队挑选出的200多名强壮青年组成的队伍,任务就是开凿隧洞。几年来,连续凿通7000米公路隧洞。当时,开凿隧洞全靠抡捶、打眼、放炮、拉石渣,没有机械,没有保护设施。隧洞凿到一定深度,空气稀薄,硝烟弥漫,呛得人头晕脑胀。为了排除浓烟,队员们脱下衣服往外扇,或排成队来回奔跑带风排烟。我曾经多次组织他们拍摄报道和展览需要的图片,画面上,他们头戴安全帽、扛着工具,唱着歌,意气风发,浩浩荡荡。

河南淮阳县一带有个习俗,人们赶集时都要买一个“泥泥狗”,许多人自己也说不清泥泥狗到底意味着什么,买它有什么意义。“泥泥狗”,主体黑色,或蹲座,或站立,上有白、黄、绿、粉红等颜色涂成的鲜艳图案。后来有学者发现,所有这些“泥泥狗”身上,画的都是经过各种变形的女性生殖器官,并认为它或许是一种古老的生殖崇拜残迹。那些直立的“泥泥狗”,画面图案是女阴,而整体塑型又是阳具,似乎在诠释“阴阳合一”的理念。

一同重访南太行的市文联副主席牛永海表示:“巾帼建功新时代,争做出彩新乡人。出彩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奋斗出来的。我们已经找到了近百名当年的石姑娘,她们故事让人感动、感慨,也让我们对那个年代有了新的认识。希望她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太行精神能够被新时代女性继续传承。” 

石姑娘队也是长年累月劳动在治山治水工地上,他们和男同志一样,风里来,雨里去,手握锤和錾,开料破石、抡锤打钎。我经常看到她们胳膊震肿了,手磨烂了,在烈日炎炎下,汗水湿透了衣衫,但从没人叫苦叫累。她们说得最多的两句话就是:苦不苦、累不累,想想万恶的旧社会、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得到。当时我心里除了对她们充满敬意之外,还有种说不清的酸楚。那时人们对女人美的标准不是现在这种艳丽、俊俏、柔情,而是红脸蛋、粗壮臂膀、饱满而具力量的。我记得《人民中国》刊物的封面就是石姑娘队长头戴安全帽,红扑扑脸膛,笑容可掬地站在汽车窗前的形象,石姑娘队群像图片多次出现在当时全国很多刊物封面上。石姑娘队又是民兵突击队,军事化战斗集体。施工现场如战场,红旗飘扬,歌声震天,他们利用休息时间,苦练刺杀、投弹等军事科目。我记得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突然进行战备演习,紧急哨音刚落不久,她们就全副武装冲出房门,在很短的时间里,越过土丘、深沟到达目的地,出色完成了任务。

中国民间老百姓也有性教育的传统,这种教育不是写在书上,也不是以口相授,而是用实物造型来暗示。这件骨制品刻工精致,造型生动,合在一起是一条活灵活现的鲤鱼,打开后,里面刻着男女赤身裸体的性交场面。女儿出嫁时,父母将这件东西放在陪嫁箱子的最底层,用以教授男女之事。

编辑|王晓华

震惊中外的郭亮洞是人间奇迹。一个与世隔绝的悬崖上的村庄,为了改变来往天梯的困境,硬是自己组织起十三人的专业队,奋战五年,在悬崖中间凿通1400米的公路隧洞,现在称挂壁公路。在他们即将凿通隧道前,我来到这里,激动地频频按快门,拍摄他们凌空排险、擂锤凿石,推车出渣,还为他们拍了很多肖像照。深山里的太行人憨厚、朴掘、刚毅的性格,至今记忆犹新。隧洞凿通后,新闻媒体纷至沓来。当时日本名古屋一家电视台以郭亮洞为素材,拍了一部电影,名字叫《中国人》。就是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塑造了一代太行山的人的光辉形象,赢得世人赞誉。

“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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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80年代初,摄影上经常在摆与抓问题上争论不休。其实那个时代在报纸、刊物上发表的图片大部分都是摆拍的,我们是跟着报纸、刊物学,也想不出新花样。记得在石门水库大坝建设即将竣工的时候,七、八家新闻单位去现场拍照。大家都在同一个角度,由领导统一指挥拍摄。工地指挥长居高临下手执红旗,用高音喇叭喊口令:干!,下面几千民工一齐动作起来,停!,几千人悄然无声。反番拍摄多次,直到大家满意为止。包括工地点炮炸山,几百吨炸药填好,在爆破之前,也要通知新闻单位和电影厂,让他们把场面拍摄下来。有时候,我们下去拍一些政治题材图片,为了制造一定的气氛,带着写好的标语,贴在工地某个位置,组织人员站在标语前拍摄。对当时的批判会、学习会、研究会、规划蓝图会之类题材,都进行摆拍,因为那时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美的画面标准。不仅场面,甚至表情都要根据我们的需要摆出来。

“剪花娘子”的精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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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学习摆拍,我大量阅读报纸和刊物图片,将一些过期的报纸和刊物图片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作范例。在现场对号入座,按图索骥。当时流型的马蹄型构图成为我拍摄中景场面使用的最多的表现形式,用光上也尽量使用侧逆光。这些拍法,反反复复拍了很多年,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哭笑不得的感觉。在那个思想禁锢的年代,失去了多少有价值的影像和精彩瞬间,痛心疾首。

女红,是妇女文化中最精彩的世界,它包括编、织、钩、缝、绣、剪、捏、贴等等,多少年来,被历史锁定家中的女人,在这仅有的属于她们的方寸天地间淋漓尽致地证明自己。

但是也有些特定环境是不允许摆拍的。比如,民兵训练的大部分图片,都是现场抓拍的。因为那时候是省军区首长来辉县检查民兵工作,首长在台上坐着,我们只能根据地形,选择拍摄角度,随机应变适时抓拍。现在来看这些图片,真实、生动,比那些指手划脚拍出来的东西精彩、耐看。实际上大脑里的那点知识微乎其微,生活里的东西丰富多彩。

在博物馆场地现如今并不宽敞的情况下,记者却发现,有一个展厅的整面墙都让位于五颜六色的剪纸。当人们驻足它们面前之后,会发现其实吸引人们目光的不全是那些五彩缤纷有着装饰效果的剪纸,更有它们的主人库淑兰那个虽是小脚农妇,却有着“民间剪纸艺术大师”称号的近乎传奇的生命历程。

光阴荏苒。当我翻开这一张张尘封已久的图片,当年拍摄的情景历历在目。在那些政治挂帅的年月里,平凡的太行山人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抗争中,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敢于战胜一切困难的决心,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对太行山纯朴的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至今我依然跋涉在太行的山山水水,镜头一直聚焦在太行的村村寨寨。

库淑兰原名叫桃儿,1920年出生在陕西旬邑县,9岁缠足,11岁被送到姑姑家读书,取名库淑兰,15岁因夫家逼婚辍学,跟母亲专习女红。17岁出嫁,婚后常遭丈夫打骂。共生育过13胎,仅成活了2子1女———她经历了旧中国亿万女人共同的命运。

这些影像虽然是70年代中国农村的一个局部写真,但它呈现的是整个中国农村的社会面貌和文化形态,它是一段值得记忆和品味的历史。

据库淑兰自己说,她原本也和千百万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村妇女一样,在家中没有任何地位,丈夫对她非打即骂。但是,她依然迷恋于剪纸并常以此为快:她把自己的作品无偿送人,与人分享她的创作引以为乐;街坊邻里每逢红白喜事也会向她讨要,她每求必应且以此为荣。

2009年12月20日

库淑兰的剪纸与传统的单色镂空剪纸工艺不同,她采用的是套色剪纸分层粘贴的手法,且是边剪纸边即兴歌唱,常常是纸剪好了歌谣也编出来了。

改革开放后,她渐渐出了名,她的剪纸也成了商品,她家的新窑就是用她的剪纸换来的,她名利双收了,尝到了甜头的丈夫也不再打她了———女人的经济力量就是这样直接地左右她在家中的地位。前来高价索求剪纸的人络绎不绝,令她应接不暇,剪纸竟成了她的精神负担。她常会对向她索求的人说:“娃呀,你不知道,剪纸苦得很,苦得很……”如今,“剪花娘子”已经辞世了,我们只有从她留下的作品中寄托对她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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